“中医”本是民国初期为区分外来医疗而催生的“地域标签式伪概念”——自古以来，华夏大地只有“传统医疗”“本草施治”“经络调理”，从未有过“中医”的界定；放眼世界，非洲的草药疗法、亚马逊的植物调理、欧洲的传统理疗，本是各民族的医疗智慧，却因“中医”与“西医”的二元划分，被粗暴归为“西医”范畴。
这种以地域而非时间、本质划分医疗类别的方式，从根源上埋下了概念混乱的种子。在此基础上制定的《中医药法》，又叠加“医”“疗”“康养”“调理”等核心术语的模糊界定，让从业者迷茫、传承受阻、司法难断。围绕这些关键症结，我们抛出五问，直指核心：
一问：“中医”是伪概念吗？以地域划分医疗，何以支撑一部专门法律？
答案明确：“中医”是历史遗留的伪概念，以地域界定医疗类别，既不合逻辑，也违背国际通行规则。
清末民初，西方医疗技术传入中国，为区分“本土传统医疗”与“外来医疗”，“中医”一词被仓促造出。但这种划分本身充满荒谬：医疗的核心是“诊疗逻辑与技术体系”，而非“地域归属”。
华夏先民的艾灸、汤药、推拿，本质是“传统医疗技术”；西方的外科手术、化学药物，是“现代医疗技术”；非洲的草药疗法、美洲的自然调理，同样是各民族的“传统医疗智慧”——若按“中医”的逻辑，难道要将世界医疗划分为“中、西、非、拉”等无数类别？
更矛盾的是，“西医”的界定同样模糊。现行语境中，“西医”被默认为“非中医以外的所有医疗”，这意味着亚马逊原始森林的萨满疗法、印度的阿育吠陀理疗，都被强行归入“西医”范畴，完全无视其传统属性。
这种粗糙的二元划分，本质是民国时期对医疗本质认知不足的产物，却被延续至今，甚至成为制定《中医药法》的分类基础。
一部法律的核心前提是“概念清晰、边界明确”。以“中医”这个伪概念为基础立法，如同在流沙上建高楼：既无法明确法律的调整范围（传统医疗技术不分地域，何谈“中医药”专属），也无法与国际医疗体系接轨（国际只分“传统医疗”与“现代医疗”），更让“传承传统医疗”的立法初衷，陷入“地域狭隘化”的困境。
二问：“医”与“疗”为何拆分不清？传统医疗中，二者本是一体，法律为何人为割裂？
汉语语境与传统医疗逻辑中，“医”与“疗”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整体——“医”是“辨证辨因”，“疗”是“干预施治”，没有“只医不疗”的空谈，也没有“只疗不医”的盲目。
老祖宗的“望闻问切”是“医”，“艾灸刮痧、推拿汤药”是“疗”，二者共同构成“治病救人”的完整闭环。
但《中医药法》及配套规范中，却将“医”与“疗”强行拆分：“医疗”被限定为医疗机构的专属行为，必须具备执业医师资质、开展诊断处方；而“疗”作为核心施治行为，被粗暴绑定“医疗”属性，非医疗机构的康养机构一旦使用“疗”字，或开展艾灸、刮痧等传统技法，就可能被认定为“非法行医”。
这种割裂导致了荒诞的现实：医院里的艾灸是“合法医疗”，康养机构的艾灸调理却成了“涉医禁区”；中医馆的推拿是“诊疗服务”，社区养生店的肩颈舒缓却要规避“疗”字。
本质上，“疗”的核心是“通过特定手段改善健康问题”，既可以是现代医疗中针对大病的“根治性治疗”，也可以是传统医疗中针对小病、未病的“调理式施治”。
法律将“疗”单一归属“医疗”，不仅违背汉语语义，更割裂了传统医疗“辨证施治、防治结合”的核心规律。
三问：康养、调理到底治不治病？将其排除在“疗法”之外，是否违背传统医疗本质？
老祖宗用千年实践给出答案：康养、调理当然治病——治未发之病、治轻微之病、治复发之病，这是“未病先治”理念的核心，也是传统医疗的独特优势。
汉语中的“病”从来不是只有“大病”一种形态：气血不畅、脾胃虚弱是“体质偏颇之病”，肩颈酸痛、失眠多梦是“亚健康之病”，这些虽未达到现代医疗“确诊疾病”的标准，却都是影响健康的“病状”，亟需通过康养调理干预。
传统医疗中的艾灸暖宫、推拿舒筋、汤药调理，本质都是“绿色疗法”，通过调整阴阳、疏通经络实现“治病”效果，与现代医疗的“手术、药物治疗”只是干预强度、适用场景不同，并无本质区别。
《中医药法》明确提出“发展中医药预防、保健服务”，但配套规范却将康养、调理排除在“疗法”之外，认定其“不能治病”。
这就陷入了逻辑悖论：若康养调理不治病，为何要发展其“预防保健”功能？预防保健的本质，正是通过干预潜在病邪、改善体质失衡，实现“治未病”的治病效果。
这种人为割裂，既让康养行业陷入“不治病为何存在”的尴尬，也让传统疗法的传承失去了广阔土壤——难道老祖宗留下的艾灸、推拿，只能躲在医院里“合法存在”，却不能走进社区服务大众？
四问：“未病”算不算病？“未病先治”为何在法律中沦为“违法边缘”？
《黄帝内经》“上工治未病”的智慧，早已明确“未病”绝非“没病”，而是“尚未发作的疾病”“即将加重的小病”“容易复发的旧病”，属于传统医疗疾病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“未病先治”不是“无的放矢”，而是通过“望闻问切”辨识体质偏颇，再以康养调理手段干预，本质是“早发现、早干预”的治病行为，是传统医疗的核心优势。
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中，“未病”被模糊定义为“健康状态异常”，“未病先治”被归为“非医疗性养生保健”，既否定了其“治病”属性，又未明确其“疗法”地位。
这种界定让从业者进退两难：康养机构践行“未病先治”，若宣称“调理脾胃”“改善宫寒”，就可能被认定为“非法行医”；若只敢说“养生保健”，又违背了服务的核心价值。
更矛盾的是，《中医药法》鼓励“传承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”，却又通过监管规范限制其“治病”功能。
这种冲突的根源，在于法律对“病”的定义过于狭隘——只认可现代医疗确诊的“大病”，忽视了传统医疗对“病”的整体性、预防性认知。结果就是：老祖宗的智慧被法律“阉割”，合规的服务不敢开展，传承沦为空谈。
五问：概念混乱之下，从业者如何合规？司法判决何以“不看事实看标签”？
当前最尴尬的现实是：“中医”的伪概念划分+“医”“疗”“康养”的模糊界定，让行业陷入“合规无门、维权靠赌”的困境。
从业者想传承传统疗法，却面临“三重枷锁”：一是“中医”标签的地域限制，让部分外来传统疗法（如东南亚草药调理）无法获得合法身份；二是“疗”字的“医疗绑定”，让康养机构不敢使用传统技法；三是“治病”的狭隘定义，让“未病先治”沦为违法边缘。
而执法与司法层面，更是陷入“标签化判断”：只要是“非医疗机构”，只要用了“疗”字、提了“治病”，就大概率被认定为“非法行医”，而非实质审查服务内容是否安全、是否符合传统医疗逻辑。
某康养机构因提供“刮痧调理湿热体质”被查处，理由是“涉及医疗诊疗”，但该机构既未诊断病情，也未使用侵入性技术，只是基于传统理论提供调理服务。
庭审中，机构拿出《黄帝内经》原文、行业共识作为依据，却因法律未明确“调理即治病”而陷入被动。这种案例并非个例：法律本应是“定分止争”的工具，却因概念模糊成为“制造纠纷”的根源；本应“以事实为依据、以法律为准绳”，却变成“以标签为依据、以模糊为准则”。
制定《中医药法》的初衷是“传承创新中医药事业”，但模糊的概念界定，却让“传承”变成“违规”，“创新”变成“冒险”。
开放的中国需要清晰的规则：医疗应按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划分，而非“中”与“西”；“医”与“疗”应回归一体，“康养调理”应明确为“传统疗法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；“未病”应纳入“病”的范畴，“未病先治”应获得法律认可。
唯有先厘清这些核心概念，才能让《中医药法》真正成为传承民族瑰宝的“金钥匙”，让传统医疗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服务全民健康，而非在概念迷雾中步履维艰。
作者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科普分会副会长 毛洪波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