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医疗领域，“中医”与“西医”的二元划分，仿佛一道人为筑起的壁垒，将本应围绕“管用、解决健康问题”展开的医疗实践，困在地域标签与理论体系的对立中。然而，医疗的核心从来不是“属于哪类体系”，而是“能否切实发挥用途、真正解决病痛”——以实用为根本核心，取消“中医”“西医”的刻意划分，才是回归医疗本质、推动行业发展的关键。
回溯人类医疗发展的全程，所有探索都以“实用”为起点。中国古代先民用砭石刮痧缓解酸痛、以针灸调节脏腑功能、用草药配伍治疗病症，是因为这些方法能实实在在发挥减轻痛苦、改善病情的用途；南美原住民发现金鸡纳树树皮可治疟疾，是因为它能有效遏制疟疾病状、切实管用；欧洲传统医疗中的草药应用、非洲部落的理疗手段，本质上也是基于“能治病、有实际用途”的实用追求。即便是中医体系中“砭、针、灸、药、按跷、导引”，或是西方曾有过的放血疗法（虽有历史局限性，但在当时语境下，是对“缓解病痛”的实用尝试），能在历史中留存，核心都源于其在特定场景下的实用效果，而非“中医”或“西医”的标签属性。
现代医疗对传统疗法的升级，更印证了“实用”才是核心逻辑。以青蒿素为例，中医古籍记载“青蒿绞汁治疟”，是基于经验对“抗疟”需求的实用回应，能发挥初步治病用途；现代医疗通过科学提纯、临床试验、剂型优化，让青蒿素疗效更稳定、适用人群更广泛，甚至能适配不同地区疟疾防控的需求——这不是“中医”向“西医”的转化，而是“实用价值”从“初步有用”到“精准管用”的延伸，让医疗手段的用途更高效、更普适。奎宁的发展同样如此：南美传统草药对“抗疟”的实用基础，经现代科技优化后，能更稳定地应对不同类型疟疾，避免了传统使用中“效果不稳定”的问题，进一步强化了“管用”的属性。若执着于“中医”“西医”的划分，反而可能割裂这种“实用价值”的升级路径，让传统疗法困于标签而失去适配现代需求的创新空间，也让现代医疗忽视传统经验中“管用”的精华。
“中医”“西医”的划分，在医疗教育与人才培养中造成了更明显的局限。当前“中医药大学”“西医类院校”的分立，让学生从入学起就陷入“非中即西”的思维定式：学西医者可能不懂传统调理的实用价值，面对慢性病调理、术后康复等需求时，难以拿出“管用”的综合方案；学中医者可能缺乏现代诊疗的科学认知，遇到急症急救、精准诊断等场景时，无法发挥高效解决问题的用途，最终导致临床中“各守一方”，难以根据患者需求选择最实用的方案。真正合理的医疗教育，应彻底取消这类标签化划分——本科阶段统一开设“传统医疗基础”与“现代医疗基础”课程：传统医疗部分涵盖全球有实用根基的方法（如中国针灸、南美草药、欧洲传统理疗等），让学生理解不同地域医疗手段的“用途逻辑”；现代医疗部分系统讲授解剖学、药理学、循证医学等，搭建科学诊疗的“实用框架”。本科阶段“打基础、广知用途”，临床阶段再根据“实用需求”细分方向——有人主攻外科手术等“高效解决急症”的现代技术，有人专注针灸推拿等“擅长慢性调理”的传统手段，有人深耕全科医疗（需同时掌握现代诊疗与传统调理能力，满足基层“多元健康需求”的实用场景）。这种“先通后专”的模式，核心是让医者以“实用”为导向，而非被标签绑定，确保所学能真正用于解决健康问题。
在民间医疗与行业评价层面，“中医”“西医”的划分更易滋生“偏离实用”的乱象。当下部分所谓“民间中医”，未经过系统现代培训，仅以“传承”为噱头，其方法既无科学验证支撑，也无法切实发挥治病用途，本质是借“中医”标签掩盖“不实用”的短板；而“国医大师”这类标签化评价，若脱离“实用能力”的核心，也会偏离医疗本质——医疗领域应统一以“能否解决健康问题、是否真正管用”为标准，考量的是医者发挥医疗手段用途的实绩，而非所属体系。新中国成立后的“赤脚医生”体系，正是取消标签、注重实用的典范：将有实际疗效、能切实解决基层常见病的民间从业者纳入正规培训，既保留了传统经验的实用价值，又规避了“方法不管用”的风险，让医疗资源真正用在“解决问题”上。
取消“中医”“西医”的划分，绝非否定传统医疗或现代医疗的价值，而是打破标签束缚，让所有医疗实践都以“实用”为标尺接受检验：急症抢救用现代医疗“高效管用”的精准手段，慢性病调理用传统医疗“擅长整体调理”的实用方法，术后康复融入传统理疗“辅助恢复”的用途优势……无论何种方法，只要能解决问题、真正管用，就值得被应用；无论何种体系，只要能让医疗手段发挥实际用途、服务健康需求，就值得被发展。
医疗的本质，是守护人的健康，而非固守人为设定的标签。以实用为核心，取消“中医”“西医”的划分，让医疗回归“解决问题、发挥实际用途”的核心，才能让传统与现代真正融合，让所有医疗资源都指向最根本的目标——为人们的健康切实服务。
图文作者 毛洪波
